一代明君康熙能开创盛世，靠的是什么？他是怎样做的？

广大士子积极而踊跃参加科举考试，隐逸民间或山林之间的名儒纷纷应博学鸿儒之征，前往京师，朝见圣祖。

明未清初著名的抗节名士黄宗羲也在被征之列，只是因“患病不到”而没参与博学鸿儒科考试。是时，圣祖正筹划修撰《明史》，黄宗羲仍被征进京，终因年老有病而未赴任，但同意将其所著之书提供给史馆。他本人不能入馆，令其子黄百家赴京师参修《明史》。

当然，也有以各种理由而“辞不就征者”，如顾炎武、王揆、徐夜、闻性道、万斯同、王曾武、李清、仲治胡、周鼎、冯京、崔华、费密等12人，没有参加博学鸿儒的征选。这12人中，顾炎武、万斯同最为著名。

顾氏是一代名儒，而且抱有反清复明之志，特别是他对专制政体的激烈抨击，透露出深刻的民主思想，不愧为17世纪最先进的中国人！但从三藩之乱前后，他对清朝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吴三桂发动反清战争时，曾号召明朝的仁人志士参加他的事业。他同黄宗羲一样，拒绝同吴氏合作，置身于这场大动乱之外。他没有应诏赴京参加博学鸿儒的遴选，而在思想上却已放弃反清复明的理想，专注于个人的学术研究。

万斯同已是当时著名的历史学者，精通明史，海内闻名。他被推荐为博学鸿儒的人选，没有赴京应试，却应诏参加纂修《明史》。他提出的条件是，不入史馆，不署衔，不受俸，只以“布衣”百姓参与修史。他不愿接受清朝官衔，不食清朝俸禄，不过是固守他的名节，但他不拒绝同清朝的合作，清廷子以宽容。还有他的侄儿万言也应聘至京修史。

清朝开科取士，大量起用儒生士子；开博学鸿儒科，吸收膜需名士，极尽笼络、推米之意，连顾炎武、黄宗羲这些曾激烈反清的抗节名士也放弃了对清朝的敌视与反抗，表明顺治以来特别是圣祖的一系列重知识、重人才的政策已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果。

总结历代的治国经验，凡是重人才、用人才无往而不胜，天下就会大治，统治就会巩固。如西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明“永宣之治”，无不人才济济，人文昌盛。即使如战国纷争，各为自己的生存发展而图强，无不千方百计招揽人才，把人才置于崇高地位，拜求治国之道。故各类人才脱颖而出，出现人才竞争的空前盛况。三国鼎足，天下分裂，却出现俊才如林，各展风采的壮观景象。

总之，无论创业、守业，无论是治乱、治国，都绝对离不开各种各样的人才。不容否认，人才是一代社会中的精华，以他们的政治理想和超逸的智慧，不能不居于社会的领先地位，成为社会前进的最富有活力的能动力量。

历史又证明，摧残人才，不仅室息了社会活力，也摧毁了政权自身。秦始皇焚书坑儒，把儒生视为敌对力量而加以打击、迫害，失去知识阶层的支持，也就自断了生命之源。隋炀帝荒淫，置国事于不顾，有志之士或被杀，或被贬斥，最终以众叛亲离而亡国。明末遭宦官之祸，党争相继，凡稍挟忠义，负有才华之人，皆遭迫害致死；一代政权的治与乱，兴与亡，原因固然多种，但人才之得失，是其重要因素之一。

清朝君临天下以来，不断地深刻总结明代及历代经验教训，趋利避害，刷新政治，重在争取人心之转变，对知识阶层的思想转化，是清朝得以立足，送而取得长治久安的重要原因。振兴文化，大量编纂图书和刊行儒家经典，是吸引知识阶层，发挥他们作用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举措。

早在顺治二年，清廷就急于编纂《明史》。此举，意在表明明朝的历史已经结束，清朝已开始了新纪元。同时，欲以修史来吸引原明士大夫，参与其事，以示笼络。但当时清与南明诸政权的战争还在激烈进行，难以集中全国最优秀的人才，而资料多毁于战乱，一时也不易搜罗。再说，如何评价南明，是是非非，难有定评。此事因而不了了之。

康熙四年，清又重提修《明史》。圣祖指示：“广搜前明天启以后事迹，以备纂修明史。”得到朝廷内外的一致支持，赞赏此事是清朝的一大“盛典”。在筹备过程中，因三藩之乱而暂时搁置起来。迟至康熙十七年正月，征选“博学鸿儒”时，再次开局修《明史》。

十八年五月，任命内阁学士徐元文为《明史》监修总裁官、掌院学士叶方蔼、右庶子张玉书为总裁官。十二月，徐元文上疏，推荐纂修《明史》官员，以翰林院侍读学士傅腊塔等18人，分别为提调官、纂修官，前举博学鸿儒中选的彭孙通等翰林院编修50人，都参与分纂《明史》。圣祖律照准。

二十一年六月，清廷再次调整集修官，改用大学士勒德洗、明珠、李因、王熙为监修总技官，命内需学士阿兰泰、王国安、翰林院掌院学士牛组、待读学上常书。侍讲学士孙在丰、侍读汤斌、待讲加侍读学士王湾绪为总镜官。圣祖以内阁重臣和名儒主持《明史)编纂大计，显见圣粗已将《明史》的修纂列为他的一项大政，如其所说：“纂修《明史》，事关紧要，更极繁难，若监修、总裁人少，恐或偏执私见，不符公验。”他选用以上重要人员亲董其事，就反映了他的这一意图。

圣祖力主修《明史》，博得了原明士大夫的拥护，他们积极参与，历四十余年之功，到圣祖去世前，已完成全部书稿，经雍正朝再修订，于乾隆初年定稿、刊行。

满族及其创立的清朝，从总体而言，其文化水准低于汉族，但由于其肯于学习，善于学习，不断吸收汉文化。人关后，即使在战事还在激烈进行之时，仍然重视文化，整理典籍，编纂图书，不遗余力。顺治时，已修成《祖宗圣训》、《顺治大训》、《通鉴全书》、《孝经衍义》等书。圣祖时，战事基本结束，所谓“偃武修文”，动员和征选各方面人才，投入文化建设。

康熙二十三年五月，命大学士勒德洪、明珠、李霨、王熙、吴正治为总裁官；内阁学士麻尔图、阿哈达、金汝祥、王鸿绪、汤斌等为副总裁官，负责纂修《大清会典》。圣祖极为重视，强调：“朕闻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法治，著为道揆，布在方策，用以昭示臣民，垂宪万世至弘远也。”按照他的意图，将太祖、太宗、世祖三朝“诸凡命官定制”纂成“会典一书”，“克成一代之典”，后世子孙及臣庶遵守而无弊。

历六年之功，《大清会典》于康熙二十九年五月“告成”。圣祖亲自作序，再次阐明修纂此书的意图和意义。在《大清会典》告成之时，礼部等衙门诸臣请求纂修“三朝国史”，即太祖、太宗、世祖三朝的历史。

经议，圣祖命大学士王熙为监修总裁官、大学士伊桑阿、阿兰泰、梁清标、徐元文为总裁官、尚书张玉书、张英、左都御史陈廷敬、侍郎李振裕、库勒纳、内阁学士朱都纳、星安、博济、布彦图、郭世隆、彭孙通、副都徇史王土正、詹事尹泰等为副总裁官，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写作班子，命其“督率在馆诸臣”，博采掌故，“折衷至当，裁订成书。”此事“炳耀丰功，宣扬至治，甚盛典也。”

康熙三十年三月，满文《通鉴纲目》告成。此书原为宋代朱惑从《资治通鉴》中辑出要目，去紧就简，象为《通鉴纲目》。圣祖爱读此书，朝夕技览，详加批注，他感到是书有裨于治道，即于内庭设立书局，将其翻译成满文，他“躬亲裁定，为之疏解”，历三年多，“全集告竣”。他为之作序。圣祖为提高满族人的文化素养，尽快掌握汉族的典籍，通晓儒家思想要义，亲自挑选经书，组织翻译成满文。

不久，又将汉文本的《日讲书经解义》分发给汉大臣每人一部，同满大臣一样，责令其认真学习。至康熙四十九年三月，据圣祖说：“比年以来，如《朱子全书》、《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广群芳谱》，并其余各书，悉加修纂，次第告成。”他又提出，要编“字学”的书，责成大学士作出规划。圣祖组织翻译汉文典籍，加速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满族中的传播，促进和加快了清族汉化的程度，使得两个民族的关系进一步变得融洽起来。

在进入“盛世”前，从圣祖到诸臣，从中央到地方，从全国各地征选名儒学者，组织编辑、纂修、翻译的书相当丰富，不下数百种。一个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如此重视文化，大量起用知识分子，给他们以用武之地，并将此视为治国大计，不能不令人软佩。毫无疑间，圣祖是为巩固大清王朝的统治而做，但不容否认的是，他的一系列作为，都有利于社会走向安定，由乱入治，给中国封建社会的新发展带来了生机。我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给予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