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皇帝是怎么应对瘟疫的？

古代没有各类生物实验室科学分析瘟疫的来源究竟是蝙蝠还是水貂；也没有各种各样的自媒体，能够对疫情处置的各个环节及时监督以督促政府立即改正；也缺乏一定的预警机制能尽快防预扩散的疫情。在缺少现代主客观条件下，古代，尤其是在早期的汉朝，皇帝在应对疫情时，基本靠自觉。

瘟疫虽然是天灾，但像《周礼》、《诗经》这些儒家经典却不这么看，认为瘟疫的发生根本上是由于君主的“王政之失”也就是乱作为、不作为引起的。等到秦汉时期《吕氏春秋》、《淮南子》这类书对瘟疫的解释又夹杂了阴阳五行的解释，认为这是上天对君主治国无方的惩罚和警告。要是不能好好对待，就会引发“革命”。出于对失去政权的恐惧，皇帝不得不积极应对疫情。

01 下“罪己诏”以自责

既然瘟疫是老天看不惯皇帝的乱作为时的惩罚，自然就有必要对自己前期的政策检讨一番了。作为天选之子的皇帝，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不管情不情愿，都得出面表明态度。所以首先皇帝会下个类似于“罪己诏”的诏书，反省自己的施政方针，求得上天谅解。

汉文帝在诏书里反省自己“政有失而行有过”，并要求“丞相、列候”这些中高级干部制定出一些惠民政策，并将其与干部选拔和任用挂钩。汉元帝点子背，公元前48年刚遭过关东水灾、饥荒和瘟疫，下一年又来了地震。

02 事后问责再改革

可是光表明态度还不行，你得有行动让上天看到自己知错能改，依然是个不错的君主。这就促使皇帝进行问责和改革。

首先是对自己问责。皇帝主要是反省近期生活作风问题，吃穿用度是否过于奢靡。因此，问责的内容主要是近期不能穿的太华丽，要穿“素服”即粗布、不听音乐、不杀生、不坐有装饰的车。例如，汉元帝在瘟疫过后，下令“损膳，减乐府员”、“毋曰杀，所具各半。”

其次是对直接官员的问责。既然皇帝都对自己问题了，官员当然也不可能逃掉。汉成帝面对自己执政六年来收入下降、粮食储备空虚“百姓疾疫者以万数”反省是自己的“不德”和“股肱（身边官员）不良”造成的，下诏罢免了丞相薛宣。汉成帝好像很倒霉，之后的十年接连又“灾害并臻，民加以疾疫溺死”所以他指责宰相翟方进辅佐不力。最后翟方进以自杀的方式扛起了这份政治责任。

图：汉成帝

问责当然不是目的，而是为接下来的一些改革做铺垫。首先是改善言论环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皇帝主动要求官员大胆批评自己施政方针，官员则响应号召，上书揭露政治上的一些弊端。这些批评一般集中在三个方面：皇帝生活作风问题、皇帝用人问题和内外政策问题。其次皇帝对官员的建议作出回应，改革前一阶段的政策。这些改革一般有平反冤假错案或者大赦天下、取消穷兵黩武的政策和颁布救济灾民的一些政策。

03 出台救济措施

古代政府应对瘟疫一类的灾情，基本上是以《周礼》的说法为指导。周礼上讲，当遇到大的瘟疫和灾荒以后，要实行“移民”、“通财”、“舍禁”、“驰力”、“薄征”、“缓刑”这六大措施。前三项是保障灾民生活的措施；后三项是赋税、徭役的减免措施。比如：

西汉宣帝下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税”

西汉元帝下令“虚仓斌、开府藏，赈救贫民”并且“省刑罚七十余事”

西汉平帝下令“置屯垦区”且“假与犁、牛、种、食”

东汉顺帝下令“大赦天下”赐“鳏寡孤独者粟”

东汉献帝下令“尽除荆州民租税”

……

这些措施大多是从彰显皇帝和政府仁厚的角度出发。不可否认这种“修德以禳灾”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保证皇帝及时地进行救济，也因此成了咱们政治文化的基调。但靠“天”救灾终究不那么可靠，谁知道这个皇帝好不好？出现疫情也不能只会抬头看“天”，也需要调动民间自己的力量，组织起来、做点志愿工作，积极应对。

参考资料：

1、林富士：《瘟疫与政治：传统中国政府对于瘟疫的响应之道》，《书城》，2003年第7期。

2、王文涛：《汉代的抗疫救灾措施与疾病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6期。

来源：腾讯网  文/狟先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