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时期科举分为满榜、汉榜，为何后来这个制度就执行不下去了？

科举时代，状元是个稀缺品种，每一科只有一名状元。但是我们发现清代自入关后，共开112科，却出了114名状元。也就是说，其中有两科是有两个状元的，一科两状元这种现象，自科举制诞生后十分罕见。

清入关后，第一次开科取士是在顺治三年，这一年参加会试的，大多是明朝的举人，该科的状元是山东聊城人傅以渐，因此他被称为大清开国状元。

需要注意的是，顺治三年、五年的两次会试，清一色都是汉人而无旗人。这是因为八旗以骑射为本，右武左文，清王朝得天下，更是仰仗八旗劲旅之武功。故顺治入关后，尽管很快颁诏令开科取士，但却以天下未定，八旗尚须征战为由，不准八旗子弟应试。

顺治八年，举行入关后第三次会试，且这个时期天下基本大定。所以大臣建议，准许满洲、蒙古、汉军子弟应试。因此从这一科开始，旗人与汉人一起参与了科举考试。

不过，旗人以马上得天下，论起文章学问来，却远远不及汉人，如果同场竞技，旗人胜出的几率必然很小。故朝廷加以区别对待，降低旗人的考试难度，称为“满榜”，而汉人科举则称为“汉榜”。

从相关记载来看，旗人科举的难度十分有限，规定考翻译汉字文一篇，若是不识汉字者，作满文二篇。不像汉人那样，要考四书文、经文、策、论一类的。

在录取方面，旗人的录取比例也很大。顺治八年的会试，规定取满洲25名、蒙古10名，汉军25名。表面上看这个数字并不多，事实上，这一年参加会试的旗人很少，加在一起还不到一百人，所以进士录取率在60%以上。

顺治九年举行殿试，这一科殿试也就出了两名状元，满洲正黄旗人麻勒吉为满榜状元，邹忠倚为汉榜状元，分别授予翰林弘文院修撰。顺治十二年，再次举行会试，满洲正白旗人图尔宸获满榜状元，汉榜状元为史大成。有清一代，实行满榜、汉榜双轨制，也就只有顺治朝这两科。因此，清代112科，也就出现了114名状元。

那么自顺治十二年之后，为何就没有满榜状元了呢？说起这个问题，还略带有搞笑的色彩。清初时期，八旗子弟惟重军功，对科举取士实在是提不起什么兴趣。

这种情况让朝廷很尴尬，顺治九年、十二年的两次满榜科举，旗人报名的人非常少，人数一少整体水平也就上不去，尤其是顺治十二年这一科，报名人数比录取的人数还要少，这让朝廷情何以堪。

此外还有一层原因，就是当时的旗人文化水平与汉人的差距实在太大，很多人根本都不懂汉字，就是满文也是个半吊子，因此只要能将一篇满文翻译成汉文的，就能通过考试，所以也叫翻译进士。

顺治朝实行的满汉分榜制度，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所以自顺治十五年开始，就取消了八旗科举。到康熙继位后，不再有满、汉榜之分，八旗子弟与天下士子一体应试，合为一榜。

三藩之乱时，朝廷停开乡会试，之后再度恢复。这一时期，由于入关年久，不少旗人钻研学问，整体水平比顺治朝时略有提升。为了照顾这些旗人，康熙帝令他们与汉人一体参与考试，并在中额之外，给予旗人一些名额。

此后，康熙朝、雍正朝又对旗人科举加以改革，推出一个翻译科，不少旗人子弟都是以翻译进士进入仕途的。不过，当时旗人参加科举，骑射作为满洲传统，也是必考项目，规定不能骑射者不准考试。

不管是清初还是清末，旗人在科举方面都远远不及汉人。康熙帝统一满汉一体应试之后，为了保证旗人的入仕比例，给予了一定的照顾。但同时又限制满蒙考生入二甲之内，既强调了满蒙的骑射传统，又让汉族士子们能够更多地获得荣誉。

虽然在科举上汉人在面子上沾了光，可实际上满蒙八旗子弟并没有吃亏，除了科举这条途径之外，他们还可以通过笔帖式、宗学、八旗官学等种种方式获得入仕的机会。

八旗子弟不列一甲是被严格贯彻执行的，不过到了同治朝时，却出现了一个蒙古旗人状元，他就是同治帝的皇后阿鲁特氏的父亲崇绮。和顺治朝两个旗人状元比起来，崇绮是靠真本事夺魁的，含金量自然也高。

来源：左都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