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时白银是当之无愧的全球货币？

白银，明代的法定货币    

全球贸易的旋转木马使得亚洲成为当时的世界贸易中心，而大明帝国无疑又是亚洲的经济中心。华夏帝国需要白银，而欧洲需要中国的商品，这二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当时全球性的贸易经济结构，同时也使得大明王朝成为中国首个使用白银作为货币的朝代。

明代凌濛初撰写的《初刻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一文中，主人公破落户文若虚看见别人经商图利，于是也思量做生意，利用拼凑来的一两银子买了两筐柑橘，而后飘洋出海到达吉零国，因为此国中人没有见过柑橘，以一枚银币一个的价格尽数售出，发了一笔横财。原文中写道：“元来彼国以银为钱，上有文采。有等龙凤文的，最贵重，其次人物，又次禽兽，又次树木，最下通用的，是水草：却都是银铸的，分两不异。适才买橘的，都是一样水草纹的，他道是把下等钱买了好东西去了，所以欢喜。”由此文可以看出，明代不但海外贸易发达，而且已经大规模使用白银作为通用货币，这究竟是小说家言，还是历史上真实如此？

        在元代，纸币已成为基本的流通货币，铜钱不再占有主要地位，与此同时，白银的地位上升，在市场上尤其是与中原以外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时，多以白银交易。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后，四处征伐，先后灭掉金国、花拉子模、西辽、西夏，降服了吐蕃，攻占了大理，最终由其后代忽必烈灭了南宋，统一了华夏。当此之时，蒙古人骑兵迅猛，武力强盛，欧亚两洲莫有能当之者，随同蒙古军队一同进发的还有蒙古人的商队，他们带着中国的物产走遍了“黄金家族”所有的统治区域，白银、铜币、黄金、丝绸、珠宝，都成为了可以流通的货币。忽必烈建立大元帝国之后，鉴于当时的币制混乱，于是利用西域地区的色目人主管财政，发行了铜币“大朝通宝”，但是数量有限。色目人经商有一套，搜刮民脂民膏也有一套，但是对于管理汉地的经济，实在是力不从心，举措失当。当时的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主要用于官方流通，民间百姓主要使用纸钞与铜币，但是因为铜料的短缺，以及信奉佛教的元朝统治者允许寺庙发行供养钱（庙宇钱），使得民间流行的铜钱严重不足。古人并不懂得通货膨胀的理论，所以发行的纸钞也缺乏金属本金的储备，导致元代物价不断飞涨，社会购买力严重不足。

元末，红巾军大起义爆发，加剧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崩溃，元政府发行的纸钞彻底沦为了废纸。起义军遍布的南方地区，大量的私铸货币纷纷出现——红巾军领袖韩林儿建立大宋政权后，铸造了“龙凤通宝”；张士诚据高邮，号大周，自至正十三年改元天佑，毁铜佛铸造了“天佑通宝”；天完政权领袖徐寿辉铸天启、天定二钱；陈友谅杀掉徐寿辉后，改元大义，铸“大义通宝”；毫州红巾军领袖朱元璋起兵后，也铸造过“大中通宝”。朱元璋采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正确战略，荡平群雄，出兵北伐，击败元顺帝，恢复汉家天下，建立大明王朝之后，统一币制，发行了“洪武通宝”，但因为铜料短缺，只得采用旧钱与废铜器融合重铸的办法，所以新铸铜钱的质感不佳，质量与数量都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被迫发行纸钞，也就是所谓的“大明宝钞”。

        由于当时人们对中国矿资源勘测的了解与手段有限，误以为中国是一个铜矿资源比较匮乏的国家。故政府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进步，国内有限的铜资源很难满足货币流通的需要。于是，明洪武七年颁布“钞法”，设宝钞提举司，其下再设抄纸、印钞二局和宝钞、行用二库，开始发行大明宝钞。大明宝钞印框高约30厘米、宽约20厘米，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纸币。宝钞分六等：壹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但是因为纸钞只发不收，且纸钞的发行面额较大，但是政府却没有储备足够的贵金属货币以稳定币值，导致宝钞难以足额兑换白银或铜钱，购买力直线下降，社会上通货膨胀严重，比如面额一贯的宝钞按政府规定可以兑换白银一辆或铜钱1000文，但是在宝钞发行中期实际兑换的时候只能兑换300到400文，大明宝钞发行的后期，更是等同于废纸，完全丧失了社会信用，一贯宝钞连双草鞋都买不了。

在这种情况下，大明宝钞逐渐退出货币市场，明初皇帝经常赐给心腹臣僚酒食、袍服、丝绸、宝钞，这在《明太祖实录》《明成祖实录》《明宣宗实录》中多有记载，但是到了《明孝宗实录》中就再也见不到皇帝赏赐臣下宝钞的记载。与此相对，金属货币的地位就无形中得到提升与巩固。

        明代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共有十个皇帝铸过年号钱，因为避讳明太祖朱元璋的“元”字，明代的钱币统称为“通宝”，而不叫“元宝”。但是令后世称奇的是，明代虽然各个帝王先后发行了名目众多的年号钱，如“洪武通宝”、“永乐通宝”、“嘉靖通宝”，但是市面上的流通钱币，却远远满足不了当时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朝廷与百姓都大量使用白银作为硬通货币，并且大明王朝也是中国第一个以白银为货币体系主体的朝代，这与当时的“铜荒”现象息息相关。

古代中原王朝，自宋代开始，就一直爆发“铜荒”，铜矿和食盐一样，属于政府垄断产品，严禁私人开采，防止民间铸钱，与官府争利。因为严禁民间开采铜矿，加之大量的铜料被皇室或政府铸成精美的铜器，作为礼器或生活用品流通于上流社会，因此用于铸钱的铜料相对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市场流通的货币减少，铜币的市场购买力相应提高，于是大量的持币人选择了储藏货币，以积累财富，如同今天人们储备黄金、白银、珠宝。同时由于铜器价贵，铜钱价贱，不法商贩们为了赚取二者之间的高额差价，私自毁铸铜钱、熔铸铜器的现象屡禁不止，使得市面上流通的铜币越来越少。这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行为由于可以获得高达5-10倍的暴利，所以依靠政府的强制力也难以消除。

元明易代，铜矿的开采量并没有相应增多，比较大的铜矿也只有江西德兴铜矿、云南东川铜矿等少数几个，前者是传统的旧矿，自唐宋以来就一直开采，后者为新兴铜矿，洪武朝尚未大规模开采。因为铜料不足，所以朝廷又将关注点聚焦到银矿上，据《明史》卷81《食货志五》记载：洪武十九年，福建尤溪县银屏山银场局炉冶42座。浙江温、处、丽水、平阳等7县，亦有场局。岁课皆两千余两。因为白银需求量较大，所以后继诸帝都不断派人勘探新矿，比如明英宗朱祁镇曾派人到浙江、四川、福建等地探矿，明宪宗朱见深也派大臣监督浙江、福建、四川等地银矿的开采。明朝统治者需要大量的金银等贵金属来转化为货币，以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行，发放军饷，缓解财政压力，促进对外贸易。

        明代中期，海禁松弛，远洋贸易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嘉靖、隆庆、万历等朝尤为显著，日本、朝鲜、暹罗、交趾、荷兰、佛郎机、红夷、欧罗巴诸国皆与贸易，出口丝绸、茶叶、瓷器、中药等各类珍贵商品，对外贸易的货币采用的都是银币，因此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大为增加。张居正主持的“万历新政”中施行的“一条鞭法”就规定将田赋、徭役以及各项杂征并为一条，合并征收白银，按田亩多寡缴纳，既便利了征收，又增加了朝廷税收。正因为白银在民间的广泛使用，为赋役征银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当时的欧洲国家，比如葡萄牙、西班牙，都开始了大规模的殖民扩张，他们入侵美洲，从土著人手中掠夺了大量的黄金、白银，这些贵金属集聚到欧洲后，欧洲贵族并没有用这些贵金属扩大商业再生产，而是选择了挥霍，来满足本国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又被用作从遥远的东方购买各种珍贵的丝绸、瓷器、茶叶。转了一圈，世界各地的白银，又纷纷流入中国，换言之，全球贸易的旋转木马使得亚洲成为当时的世界贸易中心，而大明帝国无疑又是亚洲的经济中心。华夏帝国需要白银，而欧洲需要中国的商品，这二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当时全球性的贸易经济结构，同时也使得白银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全球货币。因而明代文人凌漾初《初刻拍案惊奇》中所描写的明帝国的子民在日常消费及海外贸易中使用白银作为货币的记载，皆为真实，并非虚构。

作者：  小磊  

来源：《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