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王安石绰号“拗相公”？

拗相公王安石

王安石有个绰号——“拗相公”。“拗”字，在汉语里是倔强、偏执的意思，是说此人性格古怪，品行异于常人。王安石被人称作“拗相公”，还由于他主持的那场变法伤害了很多人，可他就是不听人劝，一意孤行。可见，“拗”字用在他身上，是个贬义词。 

史上但凡改革家，大概都有股子“拗”劲，否则，为什么是由他来倡导或主持变法，而不是别人呢？但是变法一旦启动，涉及的就都是利益问题，得罪人是免不了的，改革者本人遭围攻谩骂也是家常便饭，严重的，把自己的吃饭家伙搞丢了也不是新鲜事。中国历史上，类似的例子实在太多。 

王安石变法就曾遇到极为强大的阻力，其艰难曲折，不亚于以往任何一次大变革。在最困难的时候，连一直支持他变法的宋神宗都动摇了，拿出一堆弹劾奏章给他看，说这么硬干行吗？王安石的回答是：“朝廷制法，当内自断以义，而要久远便民而已，岂须规规恤浅近人质议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三）关键时刻，要不是王安石“拗”劲十足，坚持变法不动摇，皇帝早就打退堂鼓了，改革就会半途而废。 

王安石新法里有裁宗室授官之法，用以限制皇亲国戚的做官特权。法变到了皇室头上，引来皇室子弟强烈反对。据宋人周密《齐东野语》载：“王介甫为相，裁减宗室恩数，宗子相率诉马前。”王安石从车里钻出来，看了他们一眼，沉声道：“祖宗亲尽，亦须祧迁，何况贤辈！”就是老祖宗，这次也得服从新法，何况你们这些晚辈？这些人慑于宰相威严，发一声喊，四下散去了。 

　　这就是王安石，天生具有一种政治家的坚定、执著的素质，为了使改革能进行下去，不惜与众多朋友、同事，甚至皇亲国戚反目，就是把天下所有的人都得罪光了，也要忠实于自己的政治信念，这叫“以一人之力战天下之人”。说这样的人“拗”，一点也没冤枉他。如果从个人品性上论，王安石也的确是个少见的大拗人，被叫“拗相公”，倒也没什么不妥。 

王安石之为人，从来都是直来直去，不会看人脸色行事，即便是在上司面前，也是性格强忮，直言不讳，经常是得罪了人，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刚进朝廷的那会儿，王安石被任命为群牧司判官。群牧司是一个专管马政的部门，直属枢密院。那时候的马是战马，最重要的军事装备，故马政十分重要。王安石在这个部门待的时间不长，可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出了一件事，充分反映出他那股子少见的拗劲。此事见于《邵氏闻见录》卷十：“司马温公尝曰：‘昔与王介甫同为群牧司判官。包孝肃公为使，时号清严。一日，群牧司牡丹盛开，包公置酒赏之。公举酒相劝，某素不喜酒，亦强饮。介甫终席不饮，包公不能强也。某以此知其不屈。’”包孝肃公，龙图阁直学士包拯也，这会儿兼任群牧使，王安石、司马光的顶头上司。这天，衙门院里有一株牡丹花开了，一片春意，包公很开心，吩咐在院中设桌，饮酒赏花，并让人把司马光、王安石请来一块喝酒。司马光推辞不过，客气两下只好喝了，劝王安石则被谢绝。包公接着劝，王安石还是表示一杯也不能喝。包拯没想到王安石如此倔强，一时间，满桌客人冷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好在包拯还算大度，见他坚决不喝也就没再勉强，心里多少有点不高兴。 

又熙宁三年冬，荆公自参知政事（副宰相）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是日百官造门奔贺者无虑数百人”。他却以“未谢恩”为由谁都不见，独与魏泰坐西庑小阁。颦蹙久之，取笔在窗上题诗曰：“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与寄此生。”（《东轩笔录》）谁能想到，只过了三年，此话便得应验。 

这就是王安石，固执、倔强、清高到了相当程度。他认为自己不该做的或他不愿做的事，谁都休想勉强他、说服他去做，就是他的顶头上司也不例外，一点面子也不给。这是王安石的第一“拗”。 

生活中不拘小节，任性独来，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别人怎么看根本不管，可列为王安石的第二“拗”。这位爷不拘小节到了什么程度？如果现在身边有这么一号人，你很难对他产生好感，甚至可能会讨厌他——难得洗一回脸，长时间不理发，蓬头垢面，极度的不修边幅。就是当了宰相，也还是这付邋遢模样。有一趣事兼恶心事足可说明。《墨客挥犀》卷四载：“荆公、禹玉熙宁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虱自荆公襦领而上，直缘其须。上顾之而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从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轻去，辄献一言，以颂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应曰：‘屡游相须，曾经御览。’荆公亦为之解颐。”（辑自《遁斋闲览》） 

穿衣，有件能穿就行，什么款式什么型，是不是时髦、流行等等，一概不加考虑。要他拿出时间来包装自己，没那份闲情。经常见他一袭长袍，上面满是油渍麻花，穿着到处走，到外面视察工作也是这一袭打扮。人家说宰相来了，大家肃立致敬，进来的这位宰相爷，形象跟街头打油卖醋的小贩差不多。中国历史上，这副模样的宰相，大概也就这一个。 

有位朋友，趁他洗澡的时候偷着换走了他那身脏得不可理喻的衣裳。老王洗完了穿上就走，也没奇怪一下，今儿这衣服怎么这么干净？有人调侃地问：你穿谁的衣服啊？他茫然答不上来。大概当时谁放那一件道袍他也披上走了。《石林燕语》卷十上的说法是：“王荆公性不修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敝，亦不浣濯。与吴冲卿同为群牧判官，时韩持国在馆，三数人尤厚善，因相约每一两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各出新衣为荆公番，号“拆洗”王介甫。公出浴，见新衣辄服之，亦不问所从来也。” 

吃饭，更是马马虎虎，再简单不过，给什么吃什么，粗茶淡饭。吃的什么、喝的什么，他根本不往心里去。一次，有人告诉其妻吴夫人，说终于发现你家老王爱吃什么了——獐脯。其实呢，全然不是那么回事。《曲洧旧闻》卷十有记载：“其夫人闻而疑之，曰：‘公平日未尝有择于饮食，何忽独嗜此？’因令问左右执事者曰：‘何以知公之嗜獐脯耶？’曰：‘每食不顾他物，而獐脯独尽，是以知之。’复问：‘食时置獐脯何所？’曰：‘在近匕箸处。’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箸。’既而果食他物尽，而獐脯固在，而后人知其特以其近故食之，而初非有所嗜也。”若是有人问他，你刚才吃的是什么菜？他肯定摇头说不上来。 

按说，他再怎么怪也是个人私事，碍不着别人，可是跟变法一结合起来看就成了事。有人看不惯他这份怪，拿这个来攻击他。苏洵就写过一篇《辨奸论》，大骂王安石，用词狠辣，说他“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穿着破衣烂衫，吃的猪狗食，脏得如囚犯一般，有什么资格谈论诗书？最后下结论说：“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苏洵如此臭骂王安石，可见厌恶他到了什么程度。可是不管怎样，根据一个人的吃喝穿戴就下结论说人家是奸贼，怎么说也主观得过了头。 

王安石在生活中经常颠三倒四，表现出一种严重的心不在焉。性情古怪，此为“三拗”也。当常州知府的时候，一次参加宴会，宾客满座，几个歌伎正在轻唱一首当红的流行歌曲，“公忽大笑，人颇怪之”。有人以为是几个唱小曲的歌伎表现不错，招大人喜欢，于是吩咐厚赏。其中一人偷笑，认为“公笑不由此”。后来有人去问王安石，果然跟他猜的一样：“公曰：“畴日席上，偶思《咸》、《常》二卦，豁悟微旨，自喜有得，故不觉发笑耳。”（《墨客挥犀》卷四）原来太守人虽在席间，思绪却早就不知飞到哪里去了。 

对王安石的“怪”，史上负面评价为多，认定他是个奸诈之人，不拘小节、心不在焉是在“作秀”，给别人看的，目的是捞取政治资本。常州那件事，当时周围的人都是他的下级，看他如此古怪，大家哈哈一笑就过去了，在他的政敌的眼里，这就是别有用心，只有大奸大恶之人才会如此糊弄别人。甚至连皇帝也持这样的看法。 

某日，仁宗皇帝在皇家宫苑里宴请臣子，玩儿得挺高兴。皇上出了个主意：每个人领一份鱼饵，自己到池塘里钓鱼，然后让御厨用钓上来的鱼，做每个人想吃的菜。于是大家兴致勃勃地拿上鱼竿鱼饵去钓鱼。王安石也去了。只见这位爷坐在池塘跟前，脑子里不知在想什么，一粒一粒地吃金盘子里的鱼饵，津津有味。有人惊呼：他在吃鱼饵？王安石似未听见，接着吃他的，直到全部吃光，最后在一片惊讶声中表示自己吃饱了。这件事让皇帝挺不满意，这人怎么这样？不喜欢钓鱼可以，吃我的鱼饵干什么？吃几粒也就算了，还都给吃了。这人，肯定是一个“诈人”。《邵氏闻见录》的原文是：“仁宗朝王安石为知制诰，一日赏花钓鱼宴，内侍各以金盛钓饵药置几上，安石食之尽。明日，仁宗谓宰辅曰：‘王安石诈人也。使误食钓饵，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帝不乐之。”（《邵氏闻见录》卷二） 

也有人不同意说王安石奸诈，他的政敌司马光的评价就相对客观：“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续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二年》）司马光认为不过是性格上的问题。宰相吕夷简也是这个看法：“介甫无他，但执拗耳。”（《邵氏闻见录》） 

王安石，十足的书呆子。“性酷嗜书，虽寝食，手不释卷。”（《墨客挥犀》）书读多了，人的知识就丰富，满腹经纶，就志向高超，恃才傲物，瞧不起那些整天只会哼哼叽叽的骚人墨客，也就有独立的见解，绝不人云亦云。史称：“一日争新法，怒目诸公曰：‘君辈坐不读书耳！’”（《邵氏闻见录》）史又称，王安石读书有一强项：“过目终身不忘。”但读书太过投入者，精力完全倾注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就很容易影响他与外界的交流。王安石就属于这类人。脑子里光想他的大事，对身边的生活琐事根本就不关心。这样的例子生活中常见，学问上的高人，生活上低能，周围的人也很容易误解他们。心理学家认为，这种人实际上非常聪明，生活中闹出笑话，是因其注意力过分集中和转移不当所造成。 

其实，王安石不只是“拗”，更是一个正派人，纯粹的君子，即便是他的敌人，也很难在私生活上找到他的破绽来。比如，从来没听谁说过王安石以权谋私、腐败堕落的。在做人上，王安石的品格一流，无可比拟。这样说有三个理由： 

一是不贪钱财。王安石一生俭朴，从来没有利用公权力为自己谋过私利，对生活没什么要求。朝廷上，他是一把理财的好手，可是对自己家的财却一无所知，每个月发了工资（俸禄），马上“交柜”，让太太或者他的几个兄弟去处理。后来辞职回乡，一贫如洗，在荒郊野岭盖了几间草房，连个院墙都没有，整天骑个毛驴到处走，跟普通百姓没什么区别。一个刚刚卸任的宰相，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财产，却处处透着寒酸。 

《独醒杂志》上记载着趣事一件。“王荆公在相位，子妇之亲萧氏子至京师，因谒公，公约之饭。翌日，萧氏子盛服而往，意谓公必盛馔。日过午，觉饥甚而不敢去，又久之，方命坐，果蔬皆不具，其人已心怪之。酒三行，初供胡饼两枚，次供彘脔数四，顷即供饭，傍置菜羹而已。萧氏子颇骄纵，不复下箸，惟啖胡饼中间少许，留其四傍。公顾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人言公在相位,自奉类不过如此。”胡饼，即西域一带的“馕”，唐宋以前就传入中国，味道不错，可再怎么不错也是不值钱的东西。这位亲戚平时可能娇纵惯了，只吃胡饼中间一点点，四周的丢在桌上不吃。王安石见了，也不说什么，拿过来自顾自吃了，使得来人很惭愧。《独醒杂志》接着说：“人言公在相位，自奉类不过如此。”是说王安石天天吃的也就是这个。客人表示奇怪、不满意，但对王安石来说却很正常。比起那些穷奢极欲的达官贵人，王安石在个人生活上确实够“拗”，但是，不能不说，拗得让人敬佩。 

二是不好女色。一个老婆足矣。那时候官僚士大夫纳妾是常事，不会招来任何非议，连秉直公正的包公都纳有一妾。但王安石不愿凑这个热闹，也不是他对女人没兴趣，主要是此人有极强的自我约束力。一次，吴夫人自作主张，为他置一小妾，可能是想给丈夫一个惊喜，白天没告诉他，晚上临睡时，才让这女子梳洗打扮好了前来侍候。王安石正坐在屋里发呆，灯下猛发现一美貌女子推门进来，大吃一惊，问，来者所欲何为？女子曰：“夫人令执事左右。”王安石问：“汝谁氏？”女子告诉他：“妾之夫为军大将，部米运失舟，家资尽没犹不足，又卖妾以偿。”公愀然曰：“夫人用钱几何得汝？”曰：“九十万。”王安石听完，让那女子自去安歇，转天把她丈夫找来，让他把妻子领回去。“令为夫妇如初，尽以钱赐之。”（《邵氏闻见录》卷十一） 

按说，作为夫人，一般是不希望丈夫纳妾的，他的夫人吴氏却主动给他弄个小妾回家，似乎不大合常理。我们分析，只有夫妻之间亲密无间，太太对丈夫绝对信任才会做这样的选择。“知夫者，莫如妻。”夫人对王安石的人品最了解，知道如果自己不张罗，他一辈子也不会主动纳妾。可是看别的公卿大夫都三妻四妾过得滋润，自家怎好落在后面？所以，对这件事的最好解释是，吴夫人是从绝对信任丈夫、关爱丈夫的角度考虑的，没想到老头子并不买账。 

三是胸怀宽广。都说王安石心胸狭隘，其实不然。他从不陷害别人，从不恃强凌弱，更没有乱杀过人。他从来不禁止别人说话，甚至连骂他的话，他也充耳不闻。对攻击他的言论，开始的时候他还做一点辩解，后来索性不解释了——随便说、随便骂吧，我听到了。他是宰相，执掌大权，可以让所有的人都闭嘴，他能做到，却没有做。那时候，人们可以放开胆子咒骂当朝宰相，而宰相竟然能做到保持沉默，在专制社会中，不说绝无仅有，也是极为鲜见的。古往今来，因言获罪，脑袋搬家的还少吗？骂他的人也不动脑子想一想，若是换个朝代，换个宰相，你敢这么骂吗？看人家不说话就越骂越起劲，索性写进书里了，你们明知王安石本质上是个书生，他是永远不会焚书、禁书的。 

王安石的沉默，使自己丢失了话语权，形成了舆论一边倒的局面。读宋代正史和笔记，很容易找到许多对王安石不利的记录，可是却很少见到王安石为自己辩解的内容。他与别人的冲突、矛盾，都是因变法或执政方法而起，因为公事而不是私仇。王安石被罢官以后，虽然还是遭人骂，但得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的尊敬，不时有人去探望他、慰问他。即使他的一些政敌，也跟他一直保持着友谊，比如司马光、苏东坡等。这一切，也都缘于王安石的品格，如水晶一般。 

当然，王安石不是完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行事激进莽撞，刚愎自用，与人合作，不会中庸、调和，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用人上也缺乏眼光，处事确实有偏执之处。这些问题，作为常人问题不大，作为政治家，却是致命的缺陷，最后果真成为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能对王安石这个人的性格多少有了点认识，对那个带有贬义的“拗”字，除了它消极的一面之外，还应该有一层积极的含义。“拗”，就是有主见，就是敢担当，就是反潮流。“拗”是性情之所在，不“拗”就不是王安石了，就没有当年那场惊天动地的变法了。一个社会，如果连个拗人都没有，这个社会的自我更新能力肯定很差劲。要说“拗”，我看不只是一个王安石“拗”，宋朝还大有“拗”人在。司马光不“拗”吗？他俩原先是不错的朋友，后来开始反对王安石变法，并不因为跟你是朋友就不反对，而是一反到底，最后把王安石的新法一次性全面废止。苏东坡不“拗”吗？皇帝不愿意听什么他偏就说什么，因言获罪进了大狱（见本刊今年第三期拙作《乌台诗案始末》），出来以后照样说。这三个大文豪凑在一起，再加上个“包青天”，称得上“拗相公四人组”。还有宋神宗，也是个“拗”皇帝。他若不“拗”，哪儿来的“熙宁变法”？所以，要说“拗”，大宋朝就是个出“拗人”的时代。 

随着读宋朝史书的增多，我感觉自己越来越喜欢荆公的这种执拗性格。实际上，后世的中国人，缺少的正是这股“拗劲”，常见的是偷奸耍滑、坑蒙拐骗大行其道，像王安石这样“拗”的人还真的少见。从这个意义上说，“拗”，对于中国人来说，也不失为一种美德。如今的欧美人就够执拗，认真得过分，而中国人常显得灵活多变，诡计多端，就不见得全是好事。这样说来，今天的我们，倒是应当好好地向王安石同志学习了。当然，邋遢古怪不在其内，生活习惯上还是整洁清净一点为好。

作者：李炜光 陈慧

来源：《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