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保守主义？为什么保守主义再次兴起？

还原保守主义的社会政治面相

保守主义是现代三大主流意识形态之一。这就注定了它同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一样，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结构。因此，一旦人们接触到“保守主义”这个词，情不自禁地就会问道：你说的是哪个、或谁的保守主义？要弄清楚保守主义在理论上的来龙去脉、在实践上的行动方案、在气质上的独特之处，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也许是人们满足于在日常意义上含混地使用保守主义一词的原因吧？！ 

说起来，保守主义被人们认知，一般是在保守主义的精神气质上得到定位的。文学家的保守主义气质体现得最为鲜明。那种天生的、抵制难以把握的急遽变迁的浪漫化心态，为文学家所恣意发挥，也容易激发人们内心的认同感。节制、高贵、优雅、从容不迫等足以显示保守主义精神气质的特性，被为数众多的文人墨客以令人怦然心动的笔触所叙说，从而成为世俗化的、现代世界中的人们蔑视物化生活、向往高贵生活的精神指引。广为人们认知和接受的保守主义，大多是在这个特定视角获得深厚支持理由的。不过，由欧洲大陆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凸显出来的保守主义精神气质，常常被人诟病，认为它不过是人们天然的守旧倾向、一种不经意的显山露水而已。除此之外，似乎保守主义缺乏启人心智的理论建构。 

保守主义还在另外两种意义上被人们熟知：一是对历史、传统、习俗和文化的精心看护，这就是所谓文化保守主义。它与前述保守主义的精神气质如出一脉。二是对急风暴雨式的社会变革的强烈抵触情绪，对于激荡风雷的社会政治革命不加掩饰的厌恶和反对。这就是所谓政治保守主义的明确取向。后者在英伦三岛体现出的、对渐进的社会改良的高看一筹，以及在欧陆显现的、对现存权力体系及其人格代表的仰视心态，分别体现出政治保守主义的保守自由主义倾向与保守专制主义倾向，给人们明显不同的政治印象。如果说文化保守主义基于对历史、传统、习俗的珍视，而怀抱保守主义立场，因此值得人们敬重的话，那么政治保守主义因其拒斥变迁、敬畏权力而被人们看低不少。尤其是欧洲大陆的保守主义，长期与现存权力的正当性辩护紧密连接在一起，因此甚至被人们所痛诋。 

但不能不说从这三个面相上认知的保守主义，都还是教条性、干瘪化的保守主义思想图景。保守主义作为复杂的理论建构，远比人们浮光掠影地勾勒出的保守主义画面色彩斑斓、绚丽多姿；而保守主义作为与时俱进的政治实践方案，就更是千变万化、各有源流。就前者而言，各类保守主义的著作或著作选本，已经做了思想复杂性的还原工作，逐渐为人们清理出保守主义的清晰理论画面，完全可以帮助人们走出污名化保守主义的困境。就后者而论，相关的保守主义著作和选本不多，当欧陆的政治保守主义著作翻译成汉语出版的时候，人们一般都抱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对此，哈耶克声称的“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的理由，即保守主义拒绝变化、崇拜权力，常常成为人们拒斥政治保守主义的根据。 

其实，政治保守主义并不像人们漫画式地刻画的那样，唯权是举。在现代政治生活不断变化的时变世易中，保守主义的政治应对，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以至于用一句简单的保守主义拒斥变化、颂美当下，绝对不足以把握政治保守主义的精神宗旨。美国学者杰里·马勒编著、刘曙辉和张容南翻译的《保守主义——从休谟到当前的社会政治思想文集》，就十分有助于人们认识政治保守主义的丰富内涵，从而对保守主义的社会政治面相，有一个较为清晰和系统的把握。 

这本书是保守主义理论著作的选本。但不同于一般保守主义的读本，它并不试图囊括这一主流现代意识形态的各种不同倾向的作品。这本书的编著者明确表白，他不关注保守主义中更为文学和浪漫的部分，也不想将保守主义政治纲领做一次汇编，更拒绝对保守主义政治派别和政治实践的历史进行勾画。编者将选文的范围限定在保守主义的公共政策讨论制定上，以求展示出一个保守主义思想的社会科学模型。 

于是，这一选本就不仅仅是“保守主义者”的作品汇编。人们心知肚明的是，保守主义、保守主义者、保守主义思想家，其所指是大不一样的。但如果严格区分这三者，对人们了解和把握保守主义的公共政策主张，又恐怕绝对没有益处。因为，有的时候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可能在拒绝成为保守主义者的学者那里得到了更为有效的阐述。比如，哈耶克对激进主义的保守主义式批判，就堪称保守主义政治主张的系统表述。但哈耶克本人并不自认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因此选本的编选，围绕着有利于人们了解保守主义的假设、倾向、论证、重要主题和意向，甚至隐喻相一致的意义决定弃取。 

以这样的编辑意图指引，选本编者把选文分为十章。首章提供的是启蒙时代保守主义的重要作品。大卫·休谟是选本编者纳入保守主义范围的第一个作家。这就将启蒙与保守主义的对峙习见打破了。给人们指出了像休谟、埃德蒙·伯克和尤斯图斯·默泽尔这些学者，作为“启蒙保守主义”思想家的价值。休谟对建立在自然法的演绎推理基础上、建构而起的现代自由政体论说予以拒斥，认为法治之下的自由更为可期。现代自由主义的商业政体，不来自上天注定的道德规则，而是从人类的经验中发展出来的崭新政体。它之需要保护，也不是基于辉格党人那种抽象的道德信念，而是基于商业政体出现的各种自然条件。这成为伯克和默泽尔保守主义式议政的基调。 

保守主义之反对革命，早已成为人们用来辨认某位思想家是不是保守主义者的基本标志。正是在这一特定意义上，埃德蒙·伯克被人们习惯性地认定为是保守主义的创始人。马勒既指出这是误会，又认定伯克撰写的《反思法国大革命》堪称最有影响的保守主义著作。这部著作对一切建立在理性、抽象的原则上，创立全新结构的革命心态，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伯克认为，像法国革命那样的社会－政治革命，不仅不能像狂热鼓吹它的知识分子所认定的那样，带给人类文明、崇高和仁慈，相反造成野蛮、低俗和残忍。伯克认定，法国大革命颠覆了稳定政体据以运行的社会基础，这绝对是一场社会政治灾难。其后，法国的博纳尔德、迈斯特，从政权的稳定性建构视角，为君主制的正当性做了深入的辩护，指出了神圣秩序这一为政治保守主义重视的基本价值的极端重要性。 

保守主义立定政治上维护秩序的基本立场，自然便会表现出维护权威的基本原则。马修·阿诺德与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正是选本编者用来表明保守主义维护权威的两位重要作者。他们共同认定，传统的权威习惯衰落了，因此阿诺德强调文化对权威的重要意义，声称维护权威的文化才足以阻止滑向无政府状态。斯蒂芬则认为需要培养具有美德和知识的新的精英，以便引导国家进入更为民主的时代。他们共同对那种离开文化传统，轻言个人解放的主张，予以拒斥。 

循着保守主义重视权威的路径“前行”，保守主义在政治上体现出鲜明的、维护自然状态的不平等的立场。尤其是十九世纪晚期兴起的社会主义，将平等主义作为基本诉求，搅乱了社会的基本秩序结构。威廉·胡雷尔·马洛克撰写的《贵族与进化》，明确指出物质的进步依赖于小部分天才中的精英，这一进步乃是不平等的成就，因此也就依赖于经济不平等作为合法报酬，经济不能也不会奖赏美德。这一观点为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所发挥，强化了精英的创新与冒险对于社会进步极端重要性的观点。 

在一个国家经济急速发展的情况下，社会的不平等与政府强力调控分配关系的现象必然接踵出现。尽管保守主义为不平等进行了辩解，但政府的调控日益成为保守主义的理论难题。美国在崛起的关键时刻，保守主义者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就明确批评政府善意的调控，其实是为着某种特定的经济利益的幌子而已，且必然伴随腐败。人们不能将道德目的与实际后果混淆起来。人们要警惕那种虚伪的高贵情感，因为它是最腐化人心的东西之一。 

保守主义总是能在人们不经意之处发现重大论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酣战之中，托马斯·欧内斯特·休姆激烈地批评了各种和平主义主张。他认为，要捍卫人们珍视的英国自由制度，就不能不选择对反自由的制度宣战。对于休姆的这一主张，当然不能简单地视为好战。观察人类历史，在政治决断的关键时刻，如自由制度受到反自由制度的极大威胁的时候，选择战争还是和平，常常决定着自由制度的生死存亡。休姆之论，对于心智单纯的和平主义者，不啻是一剂醒神良药。 

正像一般保守主义者对于所有问题秉持一种独特立场一样，他们对于民主也怀抱一种值得重视的反思姿态。保守主义总是认定，代议制民主制、自由民主制没有能力创制一个强大的国家。尤其是对曾经生活在魏玛共和国的卡尔·施密特这样的思想家来说，就更是有切身感受。在魏玛的双头制（总统制—议会制）民主体制中，各党各派各怀鬼胎，分别在自己掌控的社会政治组织与媒体上相互攻讦，选举的合理进行是不可期望的事情。德国国内的经济冲突由此演变为国家自身的冲突，各个政党都在为选票盘算，各个阶级则为自身利益谋划，结果总统宣布解散议会，反对民主的政党轻而易举在选举中击败了民主政党。这使施密特吁求一种独立于议会的强大的政权。结果明显是悲剧性的。因为他由此成为纳粹德国的首席法学家。但影响则是复杂的。因为秉持不同价值立场的人士，诸如激进保守主义、自由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者都在施密特那里寻求理论资源。国家能力，确实是保守主义引导出来的、让现代意识形态诸家争议不断的重大论题。这种思考，其实借助于熊彼特关于民主制依赖许多先决条件的论述，获得了更为宽广的政治理论视野。民主的理论，总是与民主的实践之间，存在严重的疏离。尽管指正这一疏离，激进保守主义是为了拒斥民主，而温和保守主义如熊彼特则是为了优化民主。最后目的，也许预制了观察民主制度优劣的政治学家的分析结论。 

无论如何，保守主义对于现代政治基本缺失的批判，大致总是基于它的理性主义根柢。迈克尔·奥克肖特是从事这一批判最强大的头脑。在英国工党政府承诺以国有化改革促成利润的集体所有的情况下，当其同时力求建构所谓福利国家的时候，奥克肖特发现了刚刚终结的国家社会主义与英国的社会主义在类型上的理性主义同构性。他认为集体主义构成了自由社会的最大威胁。由于人类的不完美性，以及人们对于英国体制健全性的低估，那种被时代支撑起来的技术知识，已经不足以保持与实践需要的一致性。技术知识支撑的政治理性主义就此注定了出错的必然、丧失了纠错的可能。而且还造成人类心灵的腐蚀，形成排他性的僵化教育。其实，奥克肖特对政治中理性主义的清算，在哈耶克的经济—政治哲学阐述中，获得了更为普及的效应。后者对于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的严格区分，对于人类理性有限性的强调，对于自生自发秩序的重视，在在显示自由保守主义的审慎性与建设性。 

二十世纪无疑是一个以社会解放和文化解放为显著标志的世纪。如果说十九世纪晚近时期英国维多利亚的风气，十分有利于申述保守主义的见识的话，那么二十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社会—文化解放的狂飙突进，显然给激进主义提供了更为丰厚的生长土壤。但这样的解放浪潮，也激发了保守主义的议政热情。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解放运动中，国家权力体系对社会—文化的解放虽然给予了积极的回应，这无疑刺激了保守主义对于国家权力合法限制色情、淫秽等不道德事物泛滥的辩护热情。欧文·克里斯托等人主张的“新保守主义”，对政府施加给色情与淫秽的限制进行了正当性论证。从而对社会—文化的解放提出了警醒。而彼得·伯格和理查德·约翰·纽豪斯则以“公共政策中调节结构的作用”为题，对于家庭、礼仪、风俗加以了强调，对特殊的、历史的认同被摧毁后导致的空虚与失范给予了警告。这种保守主义者的主张，在欧洲的范围内，有着激进的品质。阿诺德·盖伦对现代发展的负面评价，菲利普·里夫对于限制与约束的必然性的强调，体现出保守主义对“现代”刻骨铭心的忧惧。 

马勒的选本，确实如其许诺，对于保守主义的社会政治面相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展示。保守主义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在这里得到验证。曾经被人们惯常地认为杂乱而不成阵营、零散而缺乏理论建构的保守主义，被马勒糅合成一个较为统一的现代政治意识形态：从思想的一致性上看，保守主义对人类的不完美性、认识论上的谦逊、制度上的惯例、社会生活中的习俗习惯和偏见、历史主义与特殊主义、反契约主义、宗教事务等，有着大致类似的承诺。他们对理论建构的批评、对未曾预料的社会行动后果的警惕、对人本主义的反思，更是值得人们警觉。尽管在政治上，英国的保守主义与欧洲大陆的保守主义趣味相异，但晚近时期他们保守的政治制度也已经趋近一致。不过这些趋同性，并不意味着保守主义就此成为高度一致的意识形态。保守主义内部的张力非常巨大。这不仅是因为保守主义要保守的对象太过繁杂的缘故，而且是因为保守主义者阐述各自见解的时候，应对问题的具体性和翔实性所致。况且保守主义看重的制度，在其理论分析模式与捍卫制度之间就存在张力，而保守主义总是处在现存制度合法性受到挑战的时候来捍卫制度权威性的窘境之中，他们总是把历史视为一个不可挽救的衰变过程，随之必定导致可以捍卫的遗产愈来愈稀薄的结论。这也就使他们陷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背反处境。加之保守主义者试图捍卫的制度在构成细节上常常相互冲突，这也使人们降低对保守主义捍卫制度的逻辑一致性的期待。 

可见，对保守主义的思想图景勾画得愈完整清晰，对它的失望情绪就愈是可能增强。这种思想满足感的下降，是不是有理由让人们拒斥保守主义者给人们的现代点醒呢？当然不是。保守主义对于人类社会政治事务所怀抱的关切之心，尽管说不上是对相关事务气定神闲、无比通透的审查，但确实推动人类对自身傲慢行动的后果保持必要的警觉。从英国革命以来的现代革命史，经由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社会行动的方式愈益激烈，加上两次世界大战给现代文明摧毁性的打击，可以说对保守主义的现代观察结论，提供了愈来愈多的支持证据。结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来看，保守主义就更是具有提点人心的、惊醒梦中人的效用。我们曾经长期处在革命即正当的精神氛围中，而且由于革命的理念乃是一种从政治到社会，再到人性的全方位革命理念，因此摧毁历史中形成的一切，捣毁被称为“封、资、修”的一切历史与现存规则，都是最有号召力与煽动性的政治理念与国家政策。保守主义的呼号，就更是对中国人具有迎头棒喝的作用。保守主义的议政进路，对于一个习惯于高歌猛进的民族来讲，实在是一剂苦口良药。考虑到我们正以同样的革命思维谋划经济发展事务，对于国家权力的掌控者而言，保守主义也就相应具有了耳提面命的警示功能。这也许是文化—文学保守主义之外的、政治保守主义的现实功能最直接而鲜明的体现？！ 

作者：任剑涛

来源：《读书》